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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荐凡人金庸:三段婚姻、四段感情

2019-04-18 05:27编辑:admin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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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金庸先生就和我们许多凡夫俗子一样,都是在小说里,完成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致敬吧。

  金庸离世,作为一个在中学时代看完他所有小说的读者,作为一个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我总得写点什么。

  出手总比别人慢几拍,晚上才写出了一篇《比金庸离世更令人难过的,是那个理想时代的不再》,还好,虽然错过了发布的最佳“热点”时间,打开不高,但还是引起了不少共鸣。

  我在文里高度评价了金庸作为传统文人的理想践行,也提了一句他极富争议的第三段婚姻。关于金庸,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此。

  他在第二段婚姻中时,移情酒店(一说是酒吧)16岁女招待,并且坚持和曾经共创业度时艰的妻子朱玫离婚,娶了这位年轻姑娘。

  骄傲倔强的朱玫一直不肯原谅金庸,也不接受他的金钱资助,生活陷入窘迫,不几年便抑郁因病离世。

  有传闻说,金庸长子跳楼自杀,也并非是和女友闹不快,而是不能接受父母亲的离婚事实。

  很多悼念文章里,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都回避了金庸这段往事,倒是金庸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坦承: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但我对不起她。我的爱情观不够道德。一个人一辈子的爱情,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

  挺真实的。一生一次心意动的爱情,固然令人神往,可的确太理想化。虚构人物之外,现实中怕是没有几人能做到。若真能对一个人动心了便是一辈子,在我看,不论能否在一起,这都是修来的造化和大幸运。

  金庸塑造了很多为爱专情、深情的男子形象,可他自己这一辈子却其实很矛盾。他在小说里构建了一段段理想化的浪漫爱情,可生活终究是生活。

  大约,金庸先生就和我们许多凡夫俗子一样,都是在小说里,完成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致敬吧。

  “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是很圆满的,也谈不上凄美,总之不是很圆满,不很理想!”

  对于第一段婚姻,他自谓“受到背叛”;对第二段婚姻,他说“对不起自己的妻子”;第三段婚姻,怡情怡身,但也谈不上soul mate,平稳走到了人生尽头。

  三段婚姻,加上坊间流传的金庸暗恋“长城公主”夏梦的情事,构成了金庸情感世界的四个篇章。

  “他可不知世间少年男子,大都有过如此胡里胡涂的一段初恋,当时为了一个姑娘废寝忘食,生死以之,可是这段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日后头脑清醒,对自己旧日的沉迷,往往不禁为之哑然失笑。”

  虽然出身浙江海宁显赫世家,13岁就失母,父亲又娶了家里的丫鬟,自小父亲在他的生活里好像不存在,所以,“寻父”是他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个主题。后来提起父亲时,他常说的是父亲这人性格软弱,“没什么用”。

  少年时期金庸调皮,他忙着“革师长的命”,高中被退学一次,大学又被退学一次。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第一段爱情,也就是他的第一段婚姻,发生在1946年,他23岁的时候。

  这一年,中央政治大学退学生查良镛随家人来到杭州定居,获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东南日报》的编辑。在负责《东南日报》副刊时,和一位名叫杜冶秋的少年因笔论不打不相识。两人约定见上一面。

  在一个星期天下午,金庸来到杜家登门拜访,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会友经历,不想却邂逅了自己未来的第一任妻子——杜冶秋的妹妹杜冶芬。

  当时杜家大小姐年方十七,生得美丽,见到她之后,金庸第二天就再度登门,送去门票,邀请杜家一起去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话剧《孔雀胆》。

  1946年,金庸从杭州来到上海,考进当时全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大公报》当记者。

  两年后,《大公报》决定在香港设立分社,派金庸前往筹备。香港距离上海路途遥远,金庸下决心要把终身大事定下来。

  金庸来到杭州杜府正式提婚,杜冶芬欣然应允。两人在上海举办婚礼后,双双南下香港。

  刚到香港那几年,两人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找了一份场记的工作,金庸则是新晋编辑,两人都不再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需要自力更生。

  文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含蓄又雅致,当时他在《大公报》写影评,包括后来编剧,用的笔名是“林欢”。根据大舅子林冶秋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一个“欢”字,可以看出两人当时的琴瑟和鸣。

  然而,也许是生活水平上的落差,也许是语言的隔阂,身边缺乏朋友的杜冶芬始终很难适应在香港的生活。

  金庸积极追求事业,平时非常忙碌,还曾有约一年时间呆在北京,留她独守空房。

  此段时间,金庸也遭遇人生另一变故,那就是父亲因为政治问题在大陆遭处决,他却未能回浙江去见自己父亲最后一面,经受这一打击的他足足花了半年才走出来,自然很容易就忽视了身边人。

  金庸的第一段婚姻最终没有走下去。杜冶芬最终选择离开他,独自返回杭州,两人分居。1953年,金庸来到杭州办理离婚手续。

  金庸后来在接受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纪录片访问时表示,“现在她儿子都这么大了也不妨说,其实是她betray我,和其他人拍拖。这当然对我是很大的打击。”

  根据杜冶秋的说法,妹妹和金庸的分开,其实没那么复杂,是因为“爱尚且存在不足”。

  金庸说过,自己最向往的,是中国人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爱情。他对离婚的结果早已释然,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失去了从一而终的机会。他的作品,写到很多终身厮守的爱情,或许只是一种“心理补偿”吧。

  金庸小说中的“夏梦论”,在金庸爱好者中算一桩公案,源于坊间传言金庸曾痴恋夏梦,但苦追而不得,于是将这份感情寄托在书中。

  “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射雕’里的黄蓉,‘神雕’里的小龙女,《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 ”

  这句话流传甚广,但不太经得起推敲。看夏梦当年的照片,她其实大气、典雅一路,眉宇之间有一丝英气,和金庸这几个人物在书中的描写相去甚远。

  沈西城和金庸交情很浅,仅仅因为给《明报》供稿见过两面,但因为与金庸老友倪匡熟悉,听得他只字片语,便拿过去大加发挥。

  三毛也是金庸的忠实作者,据说曾在一次晚宴中特地找倪匡求证金庸与夏梦之事。倪匡酒酣耳热,支支吾吾地说:“唔,应该是有追过吧……”

  那夏梦这边如何说的?陈鲁豫2016年曾采访夏梦,问及与金庸往事,老人家面露尴尬:

  1953年,金庸兼职为长城制片公司做编剧,后来从《大公报》辞职后以此为业。而夏梦是公司的花旦。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被认为是为夏梦度身定制。

  但早在1954年,夏梦已经嫁作人妇。传说当时夏梦婉拒了金庸的追求,只道来世。

  后来,金庸在《明报》为夏梦开专栏,彼时《明报》一直是一份小报,一代女星夏梦赏光在《明报》专栏开设,帮助拉动了《明报》销量。

  “对于这许多年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肯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回,可是,她终于走了。……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遁世独立……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但金庸对夏梦当然是有一份情愫的,至于有没有化为行动,这就真的只有两个人才知道了,总之,夏梦要金庸做什么事,总归是无不从命的。

  2016年10月30日,夏梦于香港病逝。两年后,金庸在同一天病逝,真是缘份。

  “当我在亲自主编之时,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1959年,金庸和朋友共同出资十万港元成立《明报》,而后又陆续扩充,增添晚报、副刊、月刊、周刊等等,曾经十分艰难。

  这段时期,他幸得一位精明能干、从家庭到事业全方位支持他的女人,这就是他第二任妻子,朱玫,英文名唤作Lucy。

  ▲这不是朱玫的照片,这张女主角依然是夏梦,朱玫留下的照片极少,我们可以猜想一对文人夫妇的生活状态。

  朱玫港大毕业,英文极好,比金庸小11岁,是一名女记者,两人在《大公报》共事的时候因为共同志趣,成为爱侣。

  据当时同事高学逵的儿子高洁回忆,自己小时候随父亲以及报馆同仁一同郊游,目睹两人恩爱情状。“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56年,两人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在新闻界、电影界众多名人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决定创办属于自己的报纸,将家中的所有积蓄都投进去。

  “有没有问过当时夫人的意见?”2007年鲁豫专访金庸的时候曾经问道,而金庸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家里都是我拿的主意……”

  作为传统的中国妻子,朱玫当然全力支持丈夫。她从《大公报》辞职加入《明报》,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独当一面。她还参与报社的决策。到了明报创办《华人夜报》,她更是担任社长,后来又兼任《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明报》最初只是一份小报,收益不佳,两人生活很节约。报社同仁曾回忆,有时候两夫妇连多泡一杯咖啡的钱都不愿意花,共饮一杯咖啡。吃饭都是由朱玫在家做好,再从九龙家中送到港岛的报社。

  两人时常工作到深夜,再一起搭小轮船回家,而平日的消遣,不过是周日两夫妻带着孩子一起“游巴士河”——也就是搭便宜的巴士在全城溜达。

  为了明报,朱玫从一个年轻的记者变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查太、拉扯大四个孩子的妈妈。有时候记者发不出工资,还要变卖自己的首饰一解燃眉之急,可以说是兼具职场精英的工作能力与中国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的奇女子。

  可就如同很多只能共患难无法共富贵的婚姻一般,金庸和朱玫的婚姻还是没能走下去。金庸移情16岁少女是直接原因。

  “我一生就觉得对不住那个太太,她一直待我很好,我很感激,但我对不起她,不应该做的,我都做了。”

  首先,两人性格都很强,不太相融。金庸是传统的中国式大男子,朱玫则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十分有主张,也要强。两人虽有共同志趣,但经常在报社里为了业务大吵,也不时陷入冷战。到后期,更是明显。

  在外面那段时间金庸郁郁寡欢,和妻子渐行渐远。不爱喝酒的他频频往酒吧跑,从而认识了在酒吧兼职的穷学生林乐怡。陷入新感情的金庸,在跑马地和林乐怡另筑了爱巢。

  那个时期的才子,都以风流自居,金庸的朋友,无论倪匡也好,黄霑也好都花得名声在外,倪匡成天泡在夜总会,黄霑更不用说各种狗血情事,而他们的太太,也都忍着,但是,关键,朱玫不是这种女人。

  朱玫得知后,如晴天霹雳,她从未想过在《明报》走上正轨后,却失去了自己多年经营的婚姻。有传她也曾经到金庸和林乐怡的住所大闹,但终究无法挽回。

  1976年,两人协议离婚。根据金庸前下属、资深媒体人石贝在《我的老板金庸》一书中的说法,两人在离婚之前曾按揭了香港渣甸山的大宅,按揭契上所得30万以及业权尽数归于朱玫。在那个年代,3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朱玫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尽管明报的江山有她的功劳,但她没要《明报》的一点股份,甚至二儿子和两个女儿还未成年,也没有要求抚养权。她唯一要求的,是儿女们可以得到新家庭的善待。

  有传闻说,朱玫要求林乐怡做了绝育手术,和金庸不能生育子女,以此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受委屈。这个说法未经证实,但金庸和林乐怡的确没有子女。

  查传侠是小神童,被认为继承了金庸所有的文采。可他12岁就写了一篇作文叫《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流露出厌世的态度,但父亲金庸却夸赞他小小年纪看透世间百态,有慧根。

  在金庸和朱玫离婚几个月后,时年十九岁、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查传侠自缢身亡。据金庸自己的说法,儿子当时与女朋友发生口角,选择轻生。

  离婚后的朱玫意志消沉,精气神不复当年。其实,这个时候她才40多岁,但她在香港销声匿迹。有人说是儿子的死给她的打击太大,因为生前,她对儿子严加管教,两人关系并不好,因此,她将儿子的死归咎于自己的错。

  朱玫个性好强,不愿展现自己的脆弱,更不愿意让前夫看到自己脆弱一面。根据金庸好友林燕妮的说法,《明周》老总雷伟坡结婚时,选在郊外举行婚礼,朱玫也有去恭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根据石贝的说法,朱玫获得渣甸山大宅的物业之后,8年内5次加按,到了1982年欠下银行400多万,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朱玫无力偿还,三年后,银行终于收回这栋物业。

  朱玫后来搬到一个唐楼,香港的唐楼是非常破旧的。生活拮据的她,有时候会到英国住住,据说那里有亲戚照料。

  大概1995年前后,有人看到朱玫在铜锣湾作小贩卖手提袋。有人去问金庸,金庸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说不至于如此吧?可见两人完全没有联络。

  有一次林乐怡向石贝抱怨,她和金庸去英国旅游,她提议去见见当时短暂居住在那里的朱玫,被金庸拒绝了。林乐怡说:“我也搞不懂他,朱玫挺好的。”

  能够知道朱玫住处,却拒绝探访,妻子在香港也不来往,两人从患难夫妻,到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为朱玫感到不公。有人问金庸有没有尝试给朱玫一些帮助,他说自己一直都有向朱玫表达帮助的意思,还多次派儿子出面,但都被拒绝了。

  1998年11月8日,年仅63岁的朱玫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过世,死因是肺痨菌扩散。肺痨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可以医治的,但朱玫却死于此症,一代才女,被人负心,自我放逐至此,也是让人感叹上一代女性的境遇之难。

  朱玫死后,替她领取死亡证的,竟然是律敦治医院的一个员工,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子女。

  英文名叫阿May的林乐怡,在遇到金庸的时候,年方16,比金庸小29岁,是酒吧的兼职侍应生(一说是咖啡厅的侍应生)。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家世、学识和金庸的几位前任都没得比。

  根据傅国涌《金庸传》的说法,金庸有一天和朋友来到一家酒吧喝酒,突然一位侍应生胆怯地前来,问他“是不是金庸?”原来她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知道眼前就是自己喜爱的作家金庸。

  金庸说“是”,两人便闲聊几句。林乐怡说,最喜欢金庸的《白马啸西风》。临走时,金庸额外给林乐怡留下十元小费。

  以当时的物价水平,十元小费已是不小一笔费用。林乐怡看到金庸已经离开,便追到门口,坚决不肯收这十元。林乐怡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十分辛苦。那时的她不知道金庸同时也是报业大亨。

  一次,他和朱玫大吵一架,来到酒吧坐着生闷气。被林乐怡看到,林乐怡主动请他吃了一碗面。两人自此熟络起来。

  林乐怡个性温柔,天真烂漫,全无戒心,金庸在苦闷的时候遇到她,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朱玫那里苦求不到的理解和温柔。

  就这样,一代宗师金庸未能免俗,婚内出轨,和林乐怡在跑马地共筑“爱巢”,之后便是和朱玫离婚。

  当然,很多人出于对朱玫的同情,嫌恶林乐怡,认为她不过是装清纯,实际上工于心计。

  不过,据金庸的下属石贝提供的一些线索,林乐怡似乎的确不谙世事,天真烂漫。

  第一个线索是前文所提及的,林乐怡抱怨金庸不肯去看前妻。当时石贝和她初次见面,两人并非密友,对一个外人讲这么一件敏感话题,全不在意。因此石贝认为,林乐怡或许的确是小孩子心性。

  第二个线索是林乐怡平时的确直爽,对下属也毫无娇纵之气。金庸五十余岁得小娇妻,宠得不得了,花钱送她到澳洲读书,被人讥讽为镀金。下属们私底下笑话她,但她全不在意,让大家不要叫她查太太,叫她阿May。逐渐的,下属们也不再说她闲话。这一点让观察已久的石贝觉得了不起。

  第三个线索,则是有一次《明报》在一间茶餐厅举办圣诞联欢,金庸夫妇都去了,被安排在主席台上,人人正襟危坐。

  此时,石贝看到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的玩具,用嘴吹着把玩着,还对着金庸的脸一下下地吹,金庸却没有怪罪她丢人,甚至也拿起卷蛇玩具吹起来。

  “阿May活泼爽朗,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般,她完全不顾忌她老板娘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我想他们的婚姻当中,查先生之于阿May虽是丈夫,但应该还有着很大一部分类似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宽容。”

  在金庸重新修订的最新版本《神雕侠侣》中,金庸对小龙女的个性做了很大修改。从前小龙女的特点是冷若冰霜,偶尔有小女孩脾气;如今新版的小龙女身上,小女孩的心性更强了。

  有评论解释道:小龙女久居古墓,不谙世事,她的冰冷是一种防御措施,遇到杨过之后,她不再需要冷冰冰示人,因此天真烂漫才是小龙女的真正特点。

  林乐怡平时对金庸的脾气很忍让,对金庸三位儿女视若己出,三位儿女对她也很亲近。

  有一次石贝上门拜访金庸,看到林乐怡和几个孩子打打闹闹,金庸在一旁笑得乐呵呵。

  无论林乐怡是不是“小龙女”,但金庸眼里的她善良、单纯、可爱无城府,这或许就是金庸喜爱她,愿意共度一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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